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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在艺术区成长中的角色定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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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zoo 发表于 2013-1-14 17:33:06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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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98艺术区
  谈到艺术区,798始终是个绕不开的案例,而政府在艺术区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,798也用它的“第一个十年”进行了诠释。
  从拆迁到艺术区成熟模型
  2002年2月,全球最大的艺术网站之一中国当代艺术网的创办人罗伯特·伯纳欧在798租下了120平方米的回民食堂,改造成前店后公司的模样。由于网站之前所在的幸福大厦十几平方米的小办公室房租太贵,在中央美术学院[微博]雕塑系老师于凡[微博]和隋建国的推荐下,罗伯特来到798。798当时每个月每平方米6毛钱的租金让罗伯特合同也没细看就当即签下,随后,东八时区书店便正式开张。时至今日,罗伯特的书店已然成为798的地标之一……
  在798尚未成为“798艺术区”的2002年,它只是前民主德国援助建设的“北京华北无线电联合器材厂”,即718联合厂。718联合厂于1952年开始筹建,是由德国一家建筑机构负责建筑设计、施工,这家建筑机构和当年的包豪斯学校在同一个城市,两者在建筑精神层面上是共通的。其主要特点是:注重满足实用要求;发挥新材料和新结构的技术性能和美学性能;造型简洁,构图灵活多样。这种设计后来被称为包豪斯学派。
  1964年4月上级主管单位撤销了718联合厂建制,成立了706厂、707厂、718厂、797厂、798厂及751厂。直到2000年12月,原700厂、706厂、707厂、718厂、797厂、798厂等六家单位整合重组为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。为配合大山子地区的规划改造,七星集团将部分产业迁出。为了有效利用迁出后空余的厂房,七星集团将这部分闲置厂房进行出租。由于艺术机构及艺术家最早进驻的区域位于原798厂所在地,798艺术区因此而得名。
  马晗是2002年最早入驻798的艺术家之一,在参加完东京画廊“北京浮世绘”的展览后,马晗便以每月6毛钱一平方米的价格入驻了一个120多平方米的空间。他告诉记者:“当时的物业何小明负责出租闲置的厂房,是艺术家和上面领导的交流纽带,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。如果不是何小明,798可能会租给电子行业或者别的行业,也可能就拆掉了。由于艺术家和画廊的入驻吸引了很多海内外的媒体,798变得日益重要。”
  那一年,黄锐、苍鑫、赵半狄[微博]、徐勇[微博]、李松松、肖鲁、唐宋、陈文波、白宜洛、孙原、彭禹等陆陆续续地进入798。与如今成为“旅游景点”的798相比,当时的798除了艺术家工作室和一家东京画廊外,就只有一家餐厅了——向小丽开的“川菜6号”,也就是现在的“天下盐”。马晗回忆道:“黄锐和徐勇进来后,做了很多类似‘再造798’的展览。”
  然而,在798稍稍热闹起来后,却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。艺术家的合同从最早的两年一签变成了一年一签。面临拆迁危机,以黄锐为代表的一些艺术家想出了一个概念——保护老建筑,从上到下连体的798厂房建筑十分结实,其包豪斯的建筑风格又比较少见。与此同时,2003年,798被美国《时代周刊》评为全球最有文化标志性的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;同年,美国《新闻周刊》将北京评选为年度世界城市,原因之一便是798艺术区的存在和发展。
  在搜集了海量材料后,798的艺术家们纷纷签字支持黄锐创办了第一届798艺术节。2004年2月,也在798艺术区内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象群以北京市人大代表的身份,向北京市“两会”提交了一份名为《保护一个老工业建筑遗址,保护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文化产业》的议案。议案中提出了关于保护798艺术区的“五大价值说”。
  在其工业化和时尚度同步上升的时候,798的价格也随之上涨。除了早期入驻至今的艺术家(徐勇、李松松等)工作室房租稍稍涨到了一块二、一块七一平方米/天以外,其他的房租从六、七毛一平方米(最早最便宜的有四毛一平方米)涨到如今六、七块一平方米。
  从废旧工厂到艺术区,从首批艺术机构和艺术家工作室入驻,到2003年至2005年的拆迁危机,再到2008年的市场萧条,如今的798挺过了十余载的风风雨雨,终于建成了国内首屈一指的“文化创意产业园区”的成熟模型。798所带来的艺术热潮,促使政府部门将其培育成文化创意产业园区,从最早“不能出租给文化人”的特别要求发展至今,798的生存可能性逐渐加宽,这也体现了政府在艺术区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。
  政府扶持与自身强大
  而在同样位于深圳的创库艺术区创始人杜应红看来,政府的介入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,艺术家自身的成就和影响力才是最重要的。
  杜应红2006年开始在老厂房开办创库。据他介绍,早年投入了一百多万元,“租房子的押金,还有装修。”2007年开始运营,本着艺术区应该是完整产业链的概念,仓库除了做成艺术家的聚集地外,杜应红还与朋友一起开办了艺术网站、杂志、画廊,“最初,每个月有独立创作的两次开放展览,2007年做得非常有意思,每天都有慕名而来参观和买画的人。”
  2008年发生了一场大火,创库搬到了现在的F518创意园,这是政府扶持的开发商项目。没有搬到F518之前,创库租金最便宜的是一百平方米的房子一个月要两千元左右,比较贵。搬到F518之后,F518给创库提供三年的免费期,三年过后,创库是六十平方米的房子一个月租金为一千元左右。“现在创库已经能够独立,能够自己生存下来,不会存在政府或地产商不给钱就得撤退的风险。”目前创库艺术区有四十多人,三十几位是职业艺术家,一共四十三个工作室,只有一个小画廊,没有专业的经纪人。
  另一个与政府扶持有关的深圳22艺术区,目前已经没有艺术家。杜应红告诉记者:“宝安的街道办政府支持深圳22艺术区做一些开发,曾经做过艺术区,也办过展览,但是没做成产业链,画卖不出去,画家也租不起,就都走了。但是当地政府每年的两个活动——文博会和创意十二月仍然以深圳22艺术区的名义举办。”
  对于深圳政府在艺术区的发展上所承担的角色,杜应红认为:“深圳政府有很多想法和做法,像文博会和创意十二月等等,但是政府过分追求热闹和大,我们考虑的是动静搞大了以后怎么做小,怎么安静下来。深圳在每个链条上都不缺人才,但是就是没有做到资源的整合。”至于大多艺术区所面临的拆迁或涨价的境况,杜应红表示:“我觉得很正常,地产商跟你是合作关系,他需要你的时候就是这样,过两年他不需要你的时候就要涨租金,都是利益关系,反过来艺术家自己要很强大,这样拆迁租金都不是问题,总会有人请你过去,在自己足够强大的时候,就不存在政府扶不扶持、地产商赶不赶你走的问题了。”
  政府搭台的软管理
  在另一个艺术区聚集且发展成熟的城市——成都,政府似乎更多地承担了一个“搭台”的角色。同样成为艺术区代表的成都蓝顶当代艺术基地,早在2003年8月的时候,只是由周春芽、郭伟、赵能智和杨冕[微博]四位艺术家在成都机场路旁租用的闲置厂房,因为厂房是铁皮蓝顶而命名为“蓝顶”。随着蓝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,吸引了一百多位艺术家聚集于此。
  据杨冕介绍,老蓝顶当时周围的环境非常恶劣,家具厂所产生的粉末和香蕉水的气味直接影响饮用水,而成都政府为了留住艺术家,且将分散在外的川籍艺术家吸引回来,就为艺术家提供了很好的工作室条件。2007年,在成都政府的牵头下,新蓝顶艺术区向东迁移至距离市区十公里的国家4A级风景区三圣花乡处。蓝顶领军人物周春芽、何多苓、杨千、郭伟、罗发辉、郭晋、吴建军、赵能智、杨冕、吉磊、唐可、郑德龙、屠宏涛、李胤等14位艺术家先后入住,蓝顶美术馆正式开馆。
  在蓝顶当代艺术基地内,艺术家的工作室分为产权式和租赁式,批评家、原成都“北村艺术区”发起人之一的陈默[微博]告诉记者:“现在蓝顶的这十几位艺术家工作室,是当年国家批的地,可以自己盖房子,每个人两亩地,每年就交点地租,房子是他们自己出钱盖的。新蓝顶二期则是国家给的产权式工作室,属于蓝顶艺术机构开发,艺术家按面积买断,五十年产权,不用再交地租。随后,第一批入住的艺术家也和二期享用一样的政策。”至今,蓝顶二期(三号坡地)已经吸引了将近一百多位艺术家,罗中立、方力钧等艺术家也计划搬入。
  除了蓝顶以外,成都还零散的存在着其他艺术区。围绕着蓝顶周边,便活跃着青年艺术村以及和祥瑞苑。青年艺术村紧贴着蓝顶美术馆,分为一、二期,目前有六、七十位艺术家,租金在每月一平方米八元左右。而和祥瑞苑实为电梯公寓,因地理位置稍偏,所以闲置了几百套房,目前和祥瑞苑也入驻了六、七十位艺术家,租金与青年艺术村差不多。
  据陈默介绍,距离老蓝顶两公里处还有个浓园艺术区,在绕城路边上,发起人是“伤痕美术”代表艺术家之一的程丛林,“最火的时候也有一百多位艺术家,现在只剩下一部分,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产权。而且浓园租金实在太贵,最高的时候曾达到每月二十块一平方米。”此外,成都正南面有一个四川大学教授何工发起的高地艺术区,常年有二、三十位艺术家,是成都目前相对最偏远的艺术区,但是周边全是乡村田园景色。成都还有一个粮仓艺术区,是六、七十年代的粮仓废弃后改造的。陈默说:“粮仓艺术区做了个孵化园,对成都周边和云贵川的应届毕业生提供生活费和创作空间,提供一年的孵化,多的时候有三十多位艺术家,现在不多了,好处是一出大门就是洛带古镇,但是周末游客太多,艺术家大门都不敢开。”
  而陈默亲自参与发起的北村艺术区,实际只存在了两年的时间。陈默认为失败的原因有两方面:“主要是政府原因,当时新都区政府对文化产业的开发力度不够,重视不够;第二个原因是北村的房屋产权拥有者心态发生变化,最初很便宜地租给艺术家,一个月每平方米两、三元,后来慢慢涨到四元多,也不高,但是老板一直在涨价,想把艺术家赶走,好将库房租给别人,最后大家就都走了。”
  但是在蓝顶,陈默认为政府的作为很理性:“成都政府退至幕后,虽然是政府让川籍艺术家回来的,但是具体接手的是蓝顶艺术机构,政府只是提供了比较好的政策,然后就退到了幕后。这样很好,政府提供扶持,而不是指挥,只搭台。政府的管理很软、很理性。这也体现了成都慢文化的一种城市性格和人文表情。如果政府是强势的指挥,结果可能不如现在。”
  《国家“十一五”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》明确提出了国家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任务后,全国各大城市也都推出相关政策支持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,政府所起的引导、辅助作用,对于一个艺术区能否顺利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。深圳观澜原创版画产业基地便是个很好的例子,前期政府在基础建设上投入几千万的观澜版画基地,五年的发展基本上是一帆风顺,使其在今天得以成为国际版画业的一个聚焦点。
  观澜版画基地的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康告诉记者:“深圳大部分的文化产业园区都有或多或少的政府背景,作为一个先行先试的城市,深圳市政府一直对文化产业的投入非常大,北京可能是艺术家自发聚集的,但是深圳政府只要发现这个产业有生存价值、有发展的可持续性,政府就会从政策和资金上给予扶持,让它能更良性的发展。”而对于其他艺术区面临的拆迁或涨价的风险,李康认为主要原因有二:“一个可能是艺术家与政府的沟通不畅,第二是没有认真研究政府对文化产业方面的政策,没有去依靠这种政策。虽然艺术家是纯粹的创作个体,但是一旦形成园区,地缘关系要求艺术家一定要与当地政府和当地政策挂钩,这样才有保障。”


来源:新浪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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